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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试教育”现状与反思

  2017-07-12   来源:培训学校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高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的成绩,已经成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应试教育”对美国基础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联邦和州加大了对教育的干预力度,强化了对学校的问责,学校、学生和家长追求成绩的压力有所加大。美国社会对“应试教育”的问题看法不一,争议不断。对美国“应试教育”进行考察与反思,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出于对“应试教育”的不满,人们往往将美国的基础教育作为中国的一个对立面。对于很多人而言,美国的教育似乎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在美国,家长和孩子不用为成绩焦虑;学校是孩子快乐玩耍和自由发展的地方;教育者在乎的是全面素质的培养而非枯燥无味的分数……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笔者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学的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了美国的基础教育,对以上问题有了一些心得与思考,虽不全面但也可管中窥豹,借以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一些真实情况。

  一、提高学生成绩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国家目标”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颁布了《国防教育法》,明确提出改革课程、增加拨款、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但法案的实施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1]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on Excellencein Education)发布了研究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这一报告通过国际比较,指出1963~1980年间,美国学生的测试成绩毫无优势可言,无法满足国家对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的需求。[2]

  为此,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标准化运动。这一运动以提高美国中小学生学业成绩为目的,通过制定国家教育目标、学生学业标准和教学标准为主要手段,力图让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获得有效提升,对美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9年,在老布什总统的推动下,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召开了全美州长峰会,制定了至2000年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要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目标”。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于1992年将原来以地区为单位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扩大为以州为单位进行测试。这个评价主要测试的内容就是学生的学业成绩,这是联邦及州层面上影响地方教育的重要举措。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目标2000: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学业标准,鼓励创新更好的学生成绩评价方式”,并将布什政府的6项国家教育目标扩充为8项,再次强调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要居世界首位的目标。

  2002年初,小布什总统签署了著名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这个法案是美国教育史上,联邦政府对地方教育影响力度最大、最为强硬的一项法案,它将学生成绩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法案要求各州每年都要举行统考,对3~8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评测。另一方面,法案还将学生的成绩和联邦拨款挂钩,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都必须达到“充足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的成绩要求。如果公立学校的学生成绩不能达到预期标准,就可能被撤销、接管或转为特许学校。

  奥巴马政府期间,同样高度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无论是“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教改计划、“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还是《每一位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的颁布,都进一步强调了学生成绩的重要性。其中,CCSS更是明确了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标准。目前,全美有42个州采纳了这一标准,使其成为教育问责、质量监督和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3]2015年颁布的《每一位学生成功法》,虽然下放了部分联邦权力,允许各州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实施对学生学业的评价,但重视学生成绩的思路并未有本质改变。

  二、注重成绩的改革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美国中小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测试成绩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有所上升,但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后,成绩的增幅却在下降。近些年的测试成绩还有所反复,比如2015年的测试成绩就要低于2013年。美国围绕提高学生成绩的教育改革举措,对美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教育管理关系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教育改革大幅强化了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及学区在本地教育发展上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美国联邦政府在推行以上改革的过程中,统一化的考试及评价标准难免会受到来自教育分权传统的抵制。为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政府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方式来推进改革。一方面,联邦和州都强化了教育问责,对成绩不达标的学区和学校逐年采取从警示到撤销的一系列措施;另一方面,联邦政府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吸引各州来实施和推进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在奥巴马政府推出《每一位学生成功法》以后,新法虽然终结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规定的联邦政府基于测试成绩的教育问责制,但却并不意味着取消了问责。新法只是将联邦问责制改为州问责制,各州仍然要基于考试成绩,实施自己的教育问责,并以此为基准,配置相应的教育资源。

  在考试成绩的指挥棒下,美国无论是中小学校、学生还是家长,都没有诸多国内媒体报道的那么轻松。美国著名记者Edward Humes通过在加州顶尖的公立高中惠特尼高中实地考察一年,出版了《梦想中的学校》(School of Dreams:Making the Gradeata Top American High School)一书。这本书描述了美国顶尖高中的学生及其家长为取得好成绩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在其第一章中,作者用几个4来概括这所高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为取得4.0分的成绩,一天只睡4个小时,灌下4大杯拿铁以在熬夜时保持清醒。同时,为了能在大学入学评价中获得更多优势,学生们还大量参加各种活动,努力培养自己的“特长”;而家长们则不惜血本进行“教育投资”,有90%的家庭花重金聘请私教。学生及其家庭的学业压力,丝毫不逊于中国。[4]

  相比中学,美国小学生的课业压力要轻得多。以笔者所在的State College学区为例,小学基本没有什么家庭作业,下午3点不到就放学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只玩不学。一方面,学校要参加州、学区的统一的学业评价考试,在某些月份甚至会出现一周时间连续考试的情况。这些考试的成绩会以学生学业进步报告的形式反馈给家长,报告中除了各科成绩,还有学生学习情况及在学区所有学生中的相对位置(以成绩超过百分之多少学生的形式报告)。另一方面,由于在未来的大学入学竞争中,特长(包括以成绩体现的学科特长)及活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因此很多美国家长都未雨绸缪,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带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笔者在学区内随机访谈了近三十位小学生家长,所有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2个以上的兴趣班,绝大部分的家长每天都会带领或督促孩子进行30分钟以上的课后阅读,支持和鼓励孩子参加各种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各州、各学区的情况千差万别。笔者所观察到的不一定就面面俱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同样重视学生的成绩,一些好的学区及学校中学生的课业压力也很大,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想在学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国内有些报道,过分渲染美国基础教育的轻松和自由,这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美国“应试教育”的争议与反思

  和中国也一样,“应试教育”在美国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如前所述,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美国多年的教育改革并未真正实现其最初的目标,人们质疑,既然如此,是否还有必要沿着原有的方向将改革进行下去。更有研究者指出,支持这些改革的前提假设是通过提高学生成绩,进而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其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有关国际测试成绩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确定性的正向关系。更为细致的研究还发现,只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学生国际测试成绩才有助于经济发展,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学生国际测试的成绩和国家竞争力排名没有关系。[5]

  除了学术界的争论外,美国社会对标准化考试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大。近些年来,人们对“高风险”标准化测试(即与学校、教师及学生利益直接挂钩的测试)的抗拒愈演愈烈,并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拒绝考试”运动(testing opt-out movement)。根据美国联邦的要求,各州学生的参考率应不低于95%。参与这一运动的不仅有饱受考试“折磨”的学生和家长,还包括很多校长和教师,甚至有的教师还鼓动和支持学生拒考。支持这一运动的人认为过多的考试给学生带来较大的身心压力,占用了过多的非测试科目及课外活动时间,而与成绩挂钩的绩效评价方式,对教师和学校也极其不公平。

  但另一方面,美国同样也存在着大量支持“应试教育”的声音。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一项全国范围的针对“拒考运动”的调查中发现,支持拒考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广泛,其参与人员主要来自教育程度较高的、比较富有的白人中产阶层家庭,但有色人种家庭和弱势家庭则很少有人支持这一运动。对“拒考运动”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标准化测试暴露了美国基础教育中诸多严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废除标准、退出考试来解决。相反,拒考运动会使教育更加不公平,堵塞低收入家庭孩子通过考试获取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没有了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的教师绩效考核,也不会使教学得到改观,反而会保护那些不称职教师。因此,有批评人士讽刺那些反对标准化测试的家长,既想让孩子上名牌大学,却又不想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压力,标准化测试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根本没那么聪明,他们的学校也根本没那么优秀。“拒考运动”的支持者拒绝接受这种结果,试图通过其去“保护”那些不那么勤奋和聪明的学生,以及在学校中混日子的不称职教师,这样的做法漠视了那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以及勤奋孩子的权益,要么就是自私,要么就是短视。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的目的绝不是为“应试教育”张目。笔者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通过剥夺学生自由、牺牲学生身心健康去追求分数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正因如此,美国在面临“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时,主动调整了相关政策。但如前所述,这样的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标准化测试及对学生成绩的追求。笔者就此问题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多名研究者讨论过,他们的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大都认为:尽管面临着反对的声音,但一个恰当的学生学业标准及对成绩适度追求都是合理且必需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学业评价体系,而在于提高成绩的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这样的经验与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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