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承担“立德树人”的使命，因此应与时俱进，将生态教育纳入道德教育。根据道德教育的特殊规律与环境问题的本质特征，有效的生态教育是一个具有多层目标、多种方式的系统工程。文章通过“价值引领—知识武装—情境辨识—责任担当”四个层次略做探讨。在不同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逐步加深的生态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生态问题，掌握生态知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并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保护生态完整和环境美丽的实际行动，最终成长为完整“生态人”。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1]，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也对各个领域提出新的要求。高等教育承担“立德树人”的使命，应与时俱进，将生态教育纳入道德教育。根据道德教育的特殊规律与环境问题的本质特征，有效的生态教育是一个具有多层目标，多种方式的系统工程。本文通过“价值引领—知识武装—情境辨识—责任担当”四个层次略做探讨。
一、价值引领
生态教育首先是价值观教育，而价值观来源于革新后的新文化。一种新文明的出现，总要伴随着一段文化的启蒙才能逐渐成熟起来。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为特征的新型文化，这种新文化要与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特征的文化狭路相逢，一个展示给人的是眼前的繁华，一个展示给人的是持久的保障，何去何从，怎样取舍，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选择。教育的责任，就是引导人们选择具有可持续性的绿色文化，摒弃“竭泽而渔”的旧文化。这是一条艰巨的文化再造之路，需要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的根本变革，要适应这个变革，大体可以从三个层次把握：一是全方位的生态自然观，二是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观，三是关爱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观。
(一)生态自然观
历史上，自然观大致经历了有机自然观、机械自然观、系统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等几种典型形态，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又出现辩证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是辩证自然观的当代发展，也是越来越受到人们正视的新自然观。当代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并形成了以考察生态系统为原型，在经济系统、技术系统等领域普遍有效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
生态自然观是在对机械自然观的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自然观是以现代西方文明的繁荣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推动西方文明繁荣的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市场经济都离不开对自然的肢解与重组。从生态自然观的角度看，这是导致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根源所在。反思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传统有机自然观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天地人合”观念作为传统自然观的典型得到认可。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文化自信的资本，共产党人提出“生态文明”既延续了这种文化自信，也创造了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相互转化的一个范例。概言之“生态文明”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潮流进行有机融合，为生态教育工作培植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文化之根，也为高校生态教育价值引领层次的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绿色发展观
价值引领既是高校生态教育的基础层次，也是理论准备层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全面综合发展”，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绿色发展”，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推进绿色发展”。生态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科学发展中的“绿色”特征的解读让年青一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从高校生态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看，则要突出科技创新的生态取向，教育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将自己的科学研究放在人类进步、自然平衡的大背景中，要“行大道”。
(三)环境伦理观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当代环境伦理思潮在执政理念上的体现。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就是为了对人类行为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其核心理念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大到人与动物、植物，乃至生物圈和大地。环境伦理学兴起于西方，其中许多理论问题仍在争论之中，但我国提出“两型社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目标本身就表明从实践上已经进入操作阶段。十九大报告从“生命共同体”出发，为各种生态因素提供了权利依据，也为人对自然的态度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向全社会发出“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的绿色生活号召。大学生在践行绿色生活的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学业，在知识体系的完善中充分考虑自然的地位，自觉地以自然尺度衡量自己的知识结构，力争成为绿色科技的先行者。
二、知识武装
知识武装是高校生态教育的第二层次，是在价值引领作用下展开生态教育中的认知教育。这一层次应普及生态学常识，但又不局限于生态学常识，高校需要反思消费观、科技观，慎重选择知识传授内容，然后依据不同的专业需求，传授生态常识或专业知识，普及与生态环境相关、与学生生活学习乃至今后工作息息相关的法规政策。同时，在知识传授中要有问题意识，立足实际生态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情感参与，如此，大学生才能在知识武装的基础上，自觉运用知识的力量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一)反思消费观和科技观，慎重选择传授知识
高校在武装知识这一层次的生态教育过程中，必须贯穿对当前大学生和社会整体层面的消费观与科技观的反思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慎重选择传授生态知识。一方面，从大学生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上看，大学生不仅是未来人数比重较大且具有导向性的消费群体，而且毫无疑问是科技后备军，所以其消费观、科技观对未来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直接而深远的，尤其是其科技观与非大学生群体相比，对社会的影响有决定作用，所以选择传授知识要慎重。另一方面，生态知识有内在逻辑，是一个知识体系。片断知识，会扰乱视听，导致舆论过分敏感;而深层知识，又难以普及，导致公众麻木，在知识选择中，要注意分清层次，定准目标。
(二)立足实例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生态知识传播力度
要使学生发自内心地学习生态知识和理念，首先要通过实例问题，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产生的水污染、雾霾、物种灭绝加快、全球气候恶化等问题的严重性，明白生态破坏产生的系列问题与大学生学习生活乃至今后工作的紧密相关性，如大学生作为不可忽视的庞大的消费群体，与大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外卖、快递，更是塑料包装污染和一次性消费浪费的突出领域。通过讲解这类大学生身边的实例问题，大学生可以了解身边这些不健康、非环保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作用，更加直观地体会到生态破坏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危害，进而开始思考，面对生态问题应该怎么做，能做些什么。由此，激发大学生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兴趣，树立大学生积极学习、自主学习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增强生态知识传播力度和效度。
知识武装层次的高校生态教育，目标在于教授大学生生态知识，引导学生认识到保护生态的原因和重要性，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大学生尝试保护生态环境准备知识基础，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和方式，并为唤醒大学生保护美丽生态、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自主意识，积极主动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关实践活动，锻炼保护生态的实际行动力提供现实土壤。
三、情境辨识
情境辨识是指教育者支持和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生态实践活动，使大学生置身于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生态问题、保护生态完整的实践中。在现实情境中，进行衡量、选择、判断并付诸实际行动，目的在于将大学生由理论学习引向实践中思考，学会平衡多种关系，进而促使其将生态文明理念自觉内化为价值引领，外化为适度、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开展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既可锻炼学生的实际行动力，又可使大学生在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实现“三个转向”。“三个转向”是指将爱护生态环境的情感认知转向建设生态文明的理性思考;将被动遵守的生态义务转向自觉力行的生态道德观念;将大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行动。它包括两大方面，即校园生态实践和社会生态实践。
校园生态实践是建设“绿色校园”的重要方面，是校园实践的一部分，校园实践在生态教育中称为“第二课堂活动”。校园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是整体校园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知识普及、生态理念与政策宣传融入实践之中，融入校团委指导下的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的演讲、论坛、宣传等活动中，并结合思想政治课堂中的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和知识教育，进行的系统性生态教育。目的在于倡导绿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学生适度消费、低碳消费、绿色消费、杜绝浪费，在实践中将第一层次所学知识，初步转化为可操作的、可体验的、有获得感的实际活动，培养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习惯，用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指导实践行动。
社会生态实践是校园生态实践的延伸，是在学校能力范围内，在政府支持和学校主导下，高校与从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的公司及环保部门联合，进行的发挥高校生态理论指导、生态技术研发的智库作用和公司生态教育基地作用的双赢实践活动。一方面，国家政策为高校生态教育开展社会生态实践提供有力支持。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响应国家号召，对其政策倾斜，参与到生态红线保护与修复的建设之中，这为高校生态教育走出校园，开辟新的更贴近实际工作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机会，使得大学生可以更直接、更深刻地体验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升华情感、铭记责任、坚定生态价值观，进一步锻炼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力。另一方面，大学生既是社会生态实践的参与者，也是社会生态意识的宣传者和引领者[2]，大学生在社会生态活动中，既是学习者，也是教育者。大学生将所学生态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也会对社会公民强化生态意识、履行生态义务、树立生态价值观产生积极影响，有力地推进生态文明理念在社会层面上“入人心、见行动”。
总之，对高校生态教育而言，情境辨识层次的生态教育既可拓展大学生的生态实践视野，加深其在之前学习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理念印象，使大学生亲身体会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生态责任意识和自觉参与意识。同时，它又丰富了生态教育教学内容，有利于提升生态教育的时代性和实效性，更直接地锻炼了大学生在尝试解决生态问题，保护生态完整和环境美丽方面的行动力。
四、责任担当
新文明的成长是艰难的，以新文明的姿态进入社会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要成为一个“生态人”，直接的难题就是能否超越“经济人”，在消费主义风尚浓烈的社会背景下，“生态人”的形成是一个突破偏见的过程，扭转习惯的过程，既要克服阻力，还要面对挫折。而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持续的影响使人获得行动的定力。生态教育要实现培养“生态人”的目标，最直接的标志就是一代学子是否有责任担当。
高校生态教育的长远目标是培养完整“生态人”，即不只是肩负培养具有生态知识、生态精神、生态智慧和生态品德的“生态人”的历史重任[3]，还要关注大学生的内心世界的生态完整，引导大学生走出物质主义的沼泽，回归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实现卢风所讲的“内向超越”[4]。与长远目标相对应的是现实目标，高校生态教育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价值引领层次目标在于理论准备和价值观教育;知识武装层次的目标在于传授生态常识或专业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其自觉运用知识的力量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知识储备;情境辨识层次的目标则是实现三个转向，引导大学生在生态实践活动中锻炼保护生态的行动力，初步将生态文明理念推向生态文明建设活动;责任担当层次的目标是在工作实践中，完成培养完整“生态人”的任务。高校生态教育在实现各层次的现实目标基础上，最终实现长远目标，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学生共同发力，尤其在责任担当层次引导和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与实践作用。
“生态问题是由人造成的，而人的行为主要源于人的认识”[5]。在高校生态教育的责任担当层次，学生所面对的生态系统问题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考验，不再由学校根据学生认识程度而设定，而是由时代要求和现实复杂环境出题，学生的认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生态行为的好坏差异，尤其是在责任担当层次的学生认识水平的高低，受到高校作为生态教育主体发挥作用的影响越来越小，而更多依赖于自我是否积极、主动、自觉地去掌握最新理论和技能。只有形成稳定而长久的自我教育，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人”而不至于退化。
高校责任担当层次的生态教育中，学生不只是教育的客体，相对于社会其他公民来讲，这些初步成长为“生态人”的高校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教育主体的角色，也就是说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同时，还肩负着在社会层面上引领和宣传生态文明的重任。必须明白，环境治理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也不只是涉及环境污染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呼吸同一方空气的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就是要充分发挥多方力量，齐心合力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作用，既是实现高校生态教育责任担当层次目标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和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
总而言之，高校生态教育并不是将生态知识、生态意识、生态义务、生态理念、生态价值观等混在一起，而是具有层次性地稳扎稳打。因此，高校生态教育要实事求是、因层而进，区分“价值引领—知识武装—情境辨识—责任担当”四个层次，并在不同层次，有针对地进行生态教育。引导大学生逐步树立生态价值观，认识生态问题，掌握生态知识，培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感认同，并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保护生态完整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切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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