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游戏性是幼儿投入游戏活动中的积极状态以及自发表现的较为稳定的个性特点,是对幼儿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积极心理品质,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改善消极发展结果,促成积极品质形成,实现最佳机能状态。游戏性的形成与早期依恋关系有密切联系,可以通过感官刺激促进幼儿游戏性的发展。动态系统理论和积极发展理论为理解游戏性的内涵与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可以从游戏性的本土化探索、形成机制分析等方面深入,并进一步丰富有关培养与干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游戏性;心理品质;动态系统理论;积极发展理论
游戏是促进幼儿发展的重要媒介。游戏对幼儿认知、情绪、社会性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直以来被广泛关注。研究者们在观察游戏活动时逐渐发现,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具有超越游戏环境、任务和材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表现;[1]同时,每个儿童在游戏中都有其独特的活动形式,如不同的游戏符号使用风格以及环境感知方式。有些幼儿在单调的环境中也能够创造出游戏活动,但另一些幼儿在丰富的游戏环境下却无法参与其中,这与他们的个性特点有关。[2]基于这两点,学者们认为研究喜欢游戏的儿童(the playful child)比研究游戏中的儿童(the child at play)更容易深入探究儿童的发展,且更有启发意义。因此,心理学家开始将注意力从外部的游戏形式转向游戏者的内部心理品质,即游戏性(playfulness)的研究。[3][4]
本文尝试在发展系统论的框架下,整合游戏性的不同内涵和特征,提出游戏性的可能界定及构成,探究游戏性对幼儿积极发展的意义,梳理游戏性的评估和干预研究,并结合当代的动态系统观以及积极发展理论,对游戏性的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一、游戏性的内涵
游戏性(playfulness)来源于游戏(play)。中文翻译最早由我国台湾学者命名为“玩性”,后改为“玩兴”。内地研究者一般采用“游戏性”这一术语。学界对游戏性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目前已有定义可以分为两种取向:特质取向和状态取向。
(一)特质取向界定
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游戏性是一种人格特质或个性倾向。其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研究者是利伯曼(Lieberman),她在专著《游戏性: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关系》一书中系统探讨了儿童的游戏性。[5]她认为游戏性是游戏活动的特征,也是儿童在游戏中自发表现的个人特质。这本书开启了游戏性研究的热潮。巴尼特(Barnett)在利伯曼的基础上推进了相关研究,她认为游戏性是内在驱动的、聚焦于活动过程并沉浸于活动的、不受他人设定的规则或者行为意义干扰的倾向。[6]另外也有一些重要研究者强调,游戏性是儿童参与到游戏活动中的倾向, [7][8][9]是可以自由参与、并全身心投入游戏的能力,[10]以及在游戏活动中表现出的独特风格。[11]
(二)状态取向界定
有部分研究者将游戏性视为一种暂时的积极状态。杜威最早提到游戏性状态,认为游戏性与严肃性的结合是最佳心智活动的体现,在此状态下个体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和投入感。[12]尤埃尔(Youell)认为游戏性是让人灵活思考、敢于冒险并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心理状态。[13]雷迪(Reddy)将游戏性视作一种人际的现象,提出游戏性最初是在母婴之间进行的游戏活动中被激发。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产生游戏性的前提,婴幼儿与照料者在游戏互动中形成了“世界作为游戏场”(world as playground)的认知,认为外部世界是友好安全的,从而大胆地尝试、自由出入游戏情境当中,表现出更强的投入、探索的行为。[14]早期母婴互动中产生的游戏性使得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与外界建立游戏关系,且他人在场时,个体的表现更具有创造性。[15]
游戏性的特质取向和状态取向界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认为游戏性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品质,区别在于两者假定的心理结构前提不同。特质取向的定义将游戏性视为一种稳定的个性倾向,而状态取向的定义认为游戏性是一种在人际互动中激发的现象,尤其是在与母亲或照料者的游戏互动中唤起的心理过程。特质取向和状态取向的差异,可以在动态系统论的框架下得到整合。
(三)动态系统理论下的游戏性内涵整合
动态系统理论是解释儿童发展的一种元理论。[16]它认为发展中的个体是一个自组织、不断与环境进行交流的开放系统。[17]该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在理解幼儿游戏性概念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第一,吸引子(attractor)概念。吸引子是动态系统较为频繁进入的某一状态,表现为个体偏好的某种模式。[18]这种模式的出现是短时间内系统之间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游戏性状态类似于个体进入的一种吸引子状态,在人际互动中被激发,以投入游戏活动为表现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频繁进入吸引子状态,对相似状态变得更加敏感并趋向稳定反应。[19]游戏性状态在互动中经常出现,长期反复,逐渐成为个体所习惯的模式,形成人的游戏性特质。第二,动态交互作用观。动态系统理论假定没有静止稳定的心理结构,后者具有以特定形式表现的倾向,但其表达并不遵循单一因果论,而在多方因素相互作用下出现。早期游戏性状态是在亲子关系的互动中与当下的认知、情绪等共同作用下被激发。随着个体发展,主体的能动性日益增强,在与外界的交流中逐渐成为与环境互动的主导力量,表现为以开放心智理解环境、投入活动等倾向。本文尝试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整合游戏性概念的内涵,如下图所示。
如若从动态系统理论看游戏性发展,在微观互动水平,游戏性是个体在互动关系中激发的心理状态,是系统进入的一种吸引子态,表现为人灵活思考、敢于创造与冒险,并获得愉快的体验。如图1中亲子互动(A),尤其是母婴互动,以及同伴互动(B)这两类人际交互过程中被调动起来的状态。其中,母婴互动应该是最早出现的互动关系,也是游戏性产生的最初场域。因此,母婴互动是整个游戏性发展结构当中的关键核心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依恋关系使个体常常能够体验到游戏性状态,进一步在同伴互动中得到强化。高频率、长时间地进入这一吸引子状态,就有可能在宏观层面形成人格倾向,表现为内在驱动的、能使活动变得有趣好玩并促使个体高度投入的自我调节倾向。微观互动过程是宏观发展结果的基础,早期母婴互动中的游戏性状态会影响后续发展。因此,A是C的基础以及表现形式,进一步促成幼儿游戏性(D)。无论是婴儿还是幼儿的游戏性又反过来体现在他们日常的亲子、同伴关系中。这种时间维度上机能激活的积极主观体验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一种人的积极心理品质。
简言之,游戏性是幼儿投入游戏并体验到愉快、充满创造性的心理状态以及主动投入游戏、灵活思考、愉悦自我及他人的个性倾向,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动态系统观下考察游戏性,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动态发展,可为游戏性的调节机制探讨和培养干预研究提供思路。
二、游戏性的构成及评估
(一)游戏性构成分析
随着游戏性研究热度的增进以及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游戏性的诸多成分,其中有几个核心特征被广泛提及:
第一,自发性(spontaneity)是游戏性的本质特征。认为儿童在游戏中像“随机性生产者(random generators)”一样行动,创造出很多不确定性,表现为低目标性与过程取向。[20]利伯曼最早提出自发性是游戏性的核心特征,它通过三种方式体现:身体、社会和认知的自发性。身体的自发性表现为活泼愉快的状态和协调的动作;认知自发性表现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灵活思维;社会自发性可见于和谐的人际互动。[21]但之后的研究发现,身体自发性并不是游戏性的基本,例如,对于残疾儿童而言,躯体的障碍并不影响游戏性。[22]
第二,幽默是游戏性的重要成分。游戏性研究者们大多把幽默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上,[23][24]积极心理学研究者们甚至将游戏性与幽默作为同义词。[25]幽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情境的认知建立过程,通过娱乐、逗趣和大笑等方式表达情绪反应,幽默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语言和认知游戏。[26]因此,在游戏性主题下的幽默应包含两层含义,分别是幽默的感知以及幽默的创作。[27]前者是指个体能够捕捉有趣的信号以及情境,产生愉快的心理体验,这也是游戏性的调节功能之体现;后者反映出个体自发地或者有计划地创造出幽默的情境,但已有研究尚未指明非自发的幽默是否属于游戏性,该议题仍有待商榷。
第三,主动投入是游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最直接地体现为儿童主动参与且完全沉浸在游戏活动中。这种状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好奇心、创造力、探索行为为特点的内在驱动的卷入行为;二是主动性,个体在启动和维持一段有趣的片段(playful episode)上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和灵敏性。如诺克斯(Knox)观察到富有游戏性的儿童可以很快自主承担并维持那些有趣的片段,而游戏性弱的儿童很难自发灵活地参与到游戏片段,并且往往伴随着退缩、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对现实情境的控制感。[28]
游戏性的构成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特殊性。虽然国内的研究中有关幼儿游戏性构成的分析较少,但我们可以从成人游戏性研究的中西文化差异发现,相比于西方,中国文化中界定的游戏性更关注深度投入、自我坚持以及放松身心等相对内化的特征;[29]而西方文化更强调自我表达、非抑制性等外显的特点。[30]因此,在我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幼儿游戏性是否具有相似特点亟待进一步研究。
(二)游戏性评估工具
目前应用较广的游戏性的评估工具有以游戏性构成分析为基础开发的,也有从游戏性产生的基本心理活动出发编制的工具。
利伯曼最初为分析学龄前儿童游戏性的构成编制了半结构式问卷,邀请了解幼儿的教师评定,发现了幼儿游戏性的五个维度(身体、社会、认知自发性、表现欢乐以及幽默),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游戏性量表”(The Playfulness Scale)。[31]量表的核心部分由10道题目构成,评估五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两道题目,五点评分,并附加两道有关儿童智力与身体情况的题目。作为最初的量化评估工具,该量表也因题目数量过少、准确性以及附加题目的调节影响,被后来的研究者完善和拓展。[32]
巴尼特对“游戏性量表”进行了重新调整,形成“儿童游戏性量表”(Children’s Playfulness Scale, CPS)。[33]该量表设计的概念结构沿用之前量表中的五个维度,但对每个维度进一步具体化,最终确定23道题目。该量表使用简便,是通过受测儿童的父母或教师填写来完成,不需要对幼儿进行直接观察。由于儿童游戏性量表具备较好的测量特征,因而常常被作为评估有效性的参照测量工具。[34]
邦迪(Bundy)从儿童进行游戏的基本心理活动评估游戏性,她认为内在动机、内部控制、悬置现实的自由以及架构等四个维度是儿童产生游戏性的基本条件。[35]她编制并修订的“游戏性测验”(Test of Playfulness, ToP),从上述四个维度观察评估游戏活动中的儿童。ToP共有29道题目,按照被观察行为的时长(extent)、强度(intensity)以及技巧性(skill)三个方面打分,合计总分作为反映游戏性整体水平的数值。ToP对于15个月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具有较好的测量信效度,尤其是对于特殊儿童的游戏性测量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36]
近来,邦迪与同事瓦尔德曼-莱维 (Waldman-Levi)进一步推进游戏性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特点,在ToP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支持问卷”(The Test of Environmental Supportiveness)与“行为编码系统”(The Coding Behavioral System),开发了“父母/照料者对儿童游戏性的支持量表”(the Parent/Caregiver’s Support of Young Children’s Playfulness Scale, PSYCP)。[37]该量表的施测需要拍摄记录儿童在熟悉的游戏情景中与父母或照料者之间的15分钟互动,根据视频材料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包括父母支持行为的水平和频率。PSYCP目前虽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但基于以下两点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首次从关系视角对游戏性进行评估,可探测儿童游戏性产生的外部条件,从而深入分析游戏性形成、发展的机制,对培养游戏性具有指导价值;游戏活动中的过程性评估,可以微观分析游戏性,对其变化和发展进行有效的动态监测。
我国儿童游戏性研究者较多修订使用利伯曼或巴尼特编制的评估量表。[38][39][40]但也有研究者基于成人游戏性量表开发新的评估工具,如,台湾学者编制了“儿童玩兴量表”,包含了三个维度:“保持好奇,主动创新”“与人互动,幽默愉快”“专心投入,乐在其中”。[41]但在内地学者当中尚未被广泛使用。
三、游戏性的积极发展意义
本文试图结合积极发展的理念,梳理游戏性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当代积极发展理论认为人没有问题并不是最佳健康状态,最优的发展状态应是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基于这种潜能方能实现人的充分发展。[42][43]幼儿期是为一生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阶段,对幼儿游戏性意义的考察也应该从更长远的发展潜能视角出发。因此,在这种理念下,游戏性对于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改善消极发展结果、促成积极发展品质以及达到最佳发展状态。
(一)游戏性有助于改善消极发展结果
游戏性可使儿童自由参与且高度投入于游戏活动,从而改善儿童发展中出现的消极结果。游戏是儿童的重要活动,在从游戏中获得多方面的能力发展的同时,儿童还可以通过游戏缓解压力,应对挫折和焦虑。[44][45]一些长期处于压力的幼儿,通过提高游戏性,可获得良好的创伤复原能力。[46]自闭症儿童的游戏性普遍偏低,游戏中通常表现出受局限的、刻板的和重复的行为。对于这类儿童,通过成人支持、提供适当的游戏刺激,逐步引入游戏活动可以提高他们的游戏性水平,进而促进游戏活动中的表现。[47][48]对一些特殊需要儿童,如发展迟滞、脑瘫儿童,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直接训练发展技能,通过促进游戏性这种间接的方法可帮助儿童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49][50][51]
与心理弹性的保护性作用相似,幼儿具备了游戏性便更有能力应对问题情境。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它帮助个体从当下的情境、任务中拉开距离,以更加开放的心智看待问题、面对困难以及接受失败。儿童的游戏活动本质即是如此,它是一个并非完全真实的想象空间。儿童进入到游戏活动,意味着他们跳出实际的角色,进入到建构的人物角色上,从现实的焦虑与问题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焦虑被创造性地投射在游戏人物身上,幼儿通过操纵人物的行为可以实现自我疗愈。
(二)游戏性有利于促成积极品质
积极品质是指人潜在的、建设性的力量,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52]与上文提到的改善问题状态不同,游戏性在这一层面的作用体现为提高积极心理体验与生活质量。游戏性强的儿童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更易于产生新奇的想法和行为。[53]他们在装扮游戏中展现出最初的创造力,这类游戏有助于认知系统的建构、创意的产生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同时,富有游戏性的儿童更具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物具有热情和投入的能力,他们在探索过程中获得更强的满足感。[54][55]这些品质对成年甚至老年人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发现,成人的游戏性使得枯燥的日常生活变得有趣,人际关系得到改善,且更容易接受新兴技术。[56][57]游戏性强的成人对于能激发审美体验、敬畏感的活动更有热情,对美的、抽象的、复杂的艺术形式的感知能力更强。[58]
游戏性促成积极品质的可能原因在于游戏性的非目标导向性。在游戏性状态下,个体更容易自由地探索,试验性地重组一些信息,创造出新事物。在此,游戏性的对立面应该是压抑,它形成于过于狭隘的目标导向、行为管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效率理念。这种状态来自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游戏的无用论——游戏性强的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的。但研究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为提高效率减少游戏机会、营造严肃的学习氛围,无法达到预期;相反,游戏性学习的效果更好、效率更高。[59]
(三) 游戏性有益于实现最佳机能状态
温尼科特(Winnicott)把游戏性与真实自我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基于自发真实体验的自我意识,一种“全面的个人活力感”,并提出人的活力以及功能最佳状态是以游戏活动的参与以及游戏性的表达而实现的。[60]这一层面上,游戏性不同于上述的几种积极特质的相关,而在于提高整体的生命状态。人的机能最佳状态以罗杰斯的机能完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为代表,它以经验开放、时刻保持生活的充实、对身体机能高度信任以及较强自由感为特点,是内在机能的充分实现,也是自我达到内部统一的、真实的、富于创造的人格发展状态。[61][62]建立安全的母婴依恋儿童,表现出较高的游戏性水平,可以通过自由进入探索游戏,后者是学习、目标追求和成长的基础。[63]通过探索游戏发展新的体感意识以及认知能力,拓展日常体验的边界,进入机能的良好激活状态。成长中游戏性不局限在参与游戏活动,让人产生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对探索的渴求以及在进行的活动中的全身心投入,调动机体的潜力和活力。当知觉到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发挥最优潜能时,便获致真实的自我表达,使个体越来越喜欢参与,形成一种通向更高幸福感的“向上螺旋”。[64]
在这一层面上,游戏性的对立面并非是严肃的;相反,游戏性与严肃性是可以相结合的,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言,当一个人达到童年时期游戏时的严肃状态,他便最贴近他真实的自己。[65]艺术创作中的成人与游戏中的儿童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严肃地游戏着,现实中的实物与技术以及超越现实的想象与灵感在进行的活动中完美地融合,让艺术家和儿童全身心地投入活动中,体验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游戏性的上述三种调节作用体现的是游戏性促进人类积极发展的不同水平,从消极发展问题的改善性作用,到促进特定的积极品质的建立,再到实现最佳机能的积极生命状态,三者之间逐步提升,主体心理机能的活力逐渐增强。
四、游戏性的培养
游戏的能力是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就表现出特定的游戏行为,人类在婴儿时期已经开始展现强烈的游戏倾向。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先天倾向与后天经验交互作用,游戏性水平逐渐产生高低差异。博耶(Boyer)基于皮亚杰的研究,从认知发展角度分析总结了游戏性发展需要经历的五个重要阶段:感官探索(约0~5岁)、自我中心思考(约2~7岁)、个人实验(约6~10岁)、符号表征(约11~15岁)以及功能验证(约23岁以上)阶段。[66][67]感官探索阶段的幼儿开始灵活且热情地与环境互动;自我中心思考以幻想和夸大的直觉为主;个人实验阶段是指儿童进入学校,通过系统的试误过程了解世界,并对视觉和听觉形象进行验证;符号表征阶段儿童以符号形式表征想象经验,如绘画、公式、诗词、动作、雕塑等;功能验证阶段通过发明、生产以及应用的方式将已有的经验智慧投入到对自我与环境的改变和创造中。每个阶段功能均以先前的积累为基础,其中感官探索阶段是最为核心的基石。通过强调感官的活动来学习,是理解和操纵抽象符号的基础,甚至是进入功能验证阶段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
基于游戏性的发展特征,博耶提出通过感官刺激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游戏性水平。设计富有想象力和好玩的活动,系统地刺激五种生理感官(嗅觉、听觉、触觉、味觉和视觉),为幼儿提供感受和表达的机会,以激发游戏性的发展。具体培养方案共有10节课,每两节课的主题围绕一种感官,利用物体的特殊属性进行感官刺激,引导幼儿思考发散性和探究性的问题。例如,听觉刺激的第一堂课中,要求幼儿闭眼聆听一个系列16种声音(如电话铃声、牛叫声、高速公路声音、鸟叫声等)。之后,让幼儿识别出每一种声音,并说明他们个人对声音的偏好以及理由,最后让他们尝试模仿这些声音。听觉刺激第二堂课上,鼓励儿童与周围环境中的物体(如空水罐、两匙、一把梳子、一把勺子制成的发条)进行试验性的互动,这些东西不属于乐器,但能产生特定的、有趣的声音。这两堂课的活动当中鼓励幼儿尝试用声音来传递不同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通过上述的系列活动,幼儿的游戏性整体水平具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幽默、快乐以及社会自发性三个维度获得明显的提高。感觉刺激促进游戏性发展的方法具有较好的推广性,对幼儿养育和特殊需要儿童的干预均有良好的效果。[68]
五、游戏性研究的未来展望
游戏性概念被提出至今,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促进儿童的积极健康发展贡献了一定的价值。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未来的游戏性研究可以在游戏性的本土化探索、形成机制分析、干预实践探讨等方面着重进行深化和完善。
第一,基于宏观文化背景,开发本土化的游戏性研究。西方学者在游戏性的概念提出、构成分析、评估工具开发等多个方面都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游戏性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需要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实施与发展游戏性研究,将文化特殊性纳入到游戏性的研究中。目前,国内游戏性的研究以台湾学者进行的成人群体的分析为主,并未见于幼儿的研究。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克己、顺从等与游戏性特点相反的价值取向;同时,儿童游戏类型、玩具特点、互动对象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这些都对幼儿的游戏性会有一定的影响。后续研究亟待以我国幼儿为对象,研究游戏性的内涵和构成,并进一步开发适用于我国幼儿的游戏性评估工具和干预策略。
第二,聚焦微观互动关系,揭示游戏性形成过程。已有研究对游戏性特质的评估,从不同视角(积极、病理、发展心理学等不同视角)分析游戏性与其他心理结构之间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影响游戏性特质形成的因素。如果进一步能够分析游戏性状态出现的必要条件,有望揭示游戏性的形成机制。从心理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来看,某种身心机能是在特殊情境当中被激活,因而需要考察最佳环境因素,即能够调动身心整合的、内外匹配的整体条件。[69]后续研究可聚焦多个样本群体,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游戏性状态个体的内外部交互过程,探讨为何有些幼儿容易参与到游戏中,而另一些却迟迟无法投入游戏活动。
第三,针对不同现象,开展系统的培养与干预研究。游戏性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提升儿童生命质量的有效路径。目前研究者们也在游戏性的培养上不断探索,未来可以从培养与干预两方面开展研究:游戏性培养可以借助幼儿独特的资源加以实现,例如,想象力、创造力、好奇心等是幼儿自身重要的认知资源,同伴游戏也是游戏性发展的重要情境,可通过集体活动、创造性活动以及艺术表达等形式促进游戏性发展;再对那些游戏性弱、出现特殊问题的儿童分析问题现象背后的心理机能,进行系统干预。总之,对个体早期感官机能和依恋关系的关注踏出了游戏性宝贵的第一步,后续呼唤更为系统的游戏性培养与干预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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