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应有的理论深度与价值担当——《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读札

当梁启超赋予“新小说”以“文以载道”的使命，并敏感地注意到小说文体变化的巨大能量时，就注定了“新”/“现代”不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天“烙印”，也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转型、时代变革之间或隐或现的联系。因此，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还是强调新时期文学的独立性，都无法回避这一前提性的视野。贾丽萍的专著《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就是在这一学术视野中展开的。该书以“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变革为经，以“城市”这一最能彰显中国由传统进入现代的文化空间为纬，以历时性的角度把握小说的发展走向及理论探索的研究状况，在“社会转型”这一变奏主题中考察当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心态，在立体的交叉格局中思考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作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形态塑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城市绝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划分，而是一种“内在精神”，“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富于个性的时代精神”。按照理查德·利罕的说法，“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对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城市与文学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而是相互塑造、彼此建构。著者所截取的研究时段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恰恰是在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再次开启对小说观念、文体形式探索的关键20年，作家们以反叛者的姿态和否定精神，挑战传统的美学原则和小说艺术规范，引发了审美意识、审美趣味、艺术观念等全方位的变革，而现代城市，作为与乡土迥异的文化空间，也成为承载文学探索精神的文化空间。该书把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讨与城市相联系，试图构架“小说”与“城市”之间的意义关联，显示了选题的敏感性。

在此基础上，该书的理论观照十分突出。如著者所言：“在中西小说创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辨析西方小说创作观念及小说美学形态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发现中国小说创作与西方之不同，突出中国小说自身的发展特点，厘清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小说的主体性这一理论抱负是有其时代意义的。新时期以来，在“后革命”的历史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曾经一度陷入对西方文学的膜拜与迷思中，西方文化几乎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合法形态，这种对现代性的片面理解影响了作家的写作观念与小说的美学形态。该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如何创造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和精神立场的优秀作品，是当代中国作家无法逃避的现实责任”，并将目光投向对20世纪80—90年代社会转型期小说创作的剖析，侧重考察小说创作观念与美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在理论阐释与作家评论并蒂相形的论述架构中，结合小说观念及美学观念考察小说写作的诸多困境，从题材选择、艺术探索、美学倾向和文学精神等方面，总结出作家们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书写倾向，巧取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化写作形式，以邱华栋的自我书写、城市作家的物化写作、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为基桩，在对作家们进行理解观照的同时，分析其问题和文本局限，希冀能引起作家们及读者的警惕性。著者在结语部分着重讨论小说创作在21世纪的走向问题，立足于对当下文化语境的具体分析，提出重塑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虚构意识是小说创作获取新生的重要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理论观照并不是形而上的逻辑体操，而是实实在在落脚在作家作品的剖析上，这使得该书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加之著者的目的并非落在对于某一类型某一派别的臧否上，而是注重整体性观照，使得对具体文本的研究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厚度。这点在该书“附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附录”中对张欣、王安忆、毕淑敏等几位女作家的研究分别从都市女性的婚恋、性别角色、死亡主题等角度进入，收束了为全书结构所暂时不能纳入的作家与主题。而这也表明了该书本身在理论上所具备的开放性特征，或者说，作者本身对于理论上的圆熟与自洽宁肯保有一种警惕的态度，而时时将理论置于社会与小说文本这一宏大的“跑马场”上进行历练，以锻造和保持一种理论的活力。这种理论抱负与关怀也影响了该书的结构。全书共七章，除“引言”与“结语”之外，分为两大部分，即20世纪80年代小说观念和小说美学形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写作的诸多困境。两部分之间看似以历时的关系展开，却有内在的精神联系。

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著者用笔简练，从各种思潮主义中抽取了小说创作观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美学形式的变化，在与西方小说理论的比较中阐释20世纪80年代小说斑驳陆离的底色。在小说创作观念上，“虚构”与“真实”观念的变化与联系成为作者讨论的焦点，因为它不仅涉及小说创作方法论和小说文体边界问题，而且涉及小说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著者认为，一方面，“虚构”绝不仅仅是作家炫耀的技巧，而是20世纪小说艺术自身发展与时代的共同要求。“虚构”的目的不在于显示与现实的界限，而在于展现小说对于可能世界构建的可能性与自由性。而这种能力的成功依赖于“令人信服的思想”，这种“令人信服的思想”直接来源于作家独特的想象力，“只有想象力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思想内涵，读者便在创造性的想象世界中体会到思想的智慧”。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在对“真实”的理解上也经历了一个巨大转折——从强调小说的反映功能到注重小说的虚构品格。以先锋派为代表，他们认为现实是“虚伪的现实”，真实只存在于“精神”之中。“精神真实”开始否定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而“历史”、“意义”也就成为不可知的虚构，甚至也不再有探索的必要。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出现的，“虚构”成为连接小说文本与现实的“浮桥”，不过支撑着“浮桥”的，不再是意义。在小说艺术形式的嬗变上，著者认为“怎么写”绝不仅仅是文学技巧问题，而是关涉到作家如何理解世界和生活，如何对它们进行重新想象与安排。该书进一步从“故事”、“叙述视角”、“结构形态”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形式变革的文本意义和内涵，即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兼顾到形式变革的文化立场、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等因素。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作者将其与80年代小说“续接”，选取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创作现象进行分析，对于这一时期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书写倾向进行了批评。如果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而言，“虚构”并不是虚无主义，并未彻底抛弃真实，不过是以别一种方式表达对真实的理解，“它寻求的是对世界重新命名的可能”，就像王安忆所追求的“我现在终于可以来讲一个故事”的这种故事方式和空间，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然失去“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上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一样都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此前通过对作家主体性建立和集体话语颠覆而确立自身合法性的个人话语，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越来越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无论是邱华栋的自我书写，还是城市作家的物化写作、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都属于个体经验的不同表现形式。作者把这三种形式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化、商业化大潮中，在小说与城市、小说与社会转型的相互关系中考察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个案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细致地诊断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病因。尤其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小说，作者在理论与文本间穿梭，考察“身体”这一场域如何从一种解放性的话语力量陷入了个人私话语的困境之中。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作家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几乎停滞不前，或者说，仍然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惯性之中，等到耗尽了惯性的力量之后，缺乏清晰的创新意识和动力的作家们很容易陷入自我书写的误区，从而放弃对小说艺术品格的探索，偏离了小说的美学规范，加上现代商业文化和市场机制的包装和鼓励，终于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繁荣之下的沉沦，而文学也成为失去了“光晕”的复制品。

如果重新追溯起源的话，20世纪最后20年无疑与今天的文学状况更加密切，因而对于这时期文学的研究一定隐藏着当下文学问题的密码。在此意义上，该书的价值或许并非开创性的，最后提供的答案“重建作家的主体意识”与“重塑作家的虚构意识”也面临着实践上的难度。毕竟，体制化文学解体之后，对于作家思想观念的“改造”也不再可能，但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该书为我们“重提”了小说之于当下生活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为这一价值的重塑指明了道路。归根结底，我们依然需要文学，因为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家园的全部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