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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备下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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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31 18:22: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 对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借助此战略,需从培养目标、人才标准、教育功能及办学结构四方面对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进行理性分析,再结合职业院校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应从系统的顶层设计、健全的参与机制、优质的师资队伍与多元的治理逻辑入手,实现职业院校与企业走出去的协同式发展。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2015年伴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并全面实施,再到2017年5月于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国众多。四年来,“一带一路”战略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适应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将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有利于沿线国家与地区实现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由于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先导性,而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发挥服务功能、促进民心相通意义重大。据了解,当前我国大概有40%的企业在跨境过程中经受技术层面的贸易障碍,约80%源于不清楚区域市场关于产品达标的技术控制[1]。职业院校作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载体,需要在把握产业结构发展特点及“一带一路”对外合作重点基础上,帮助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克服技术壁垒,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提供高质量专业人才。故职业院校如何协同企业走出去,是新格局下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它强调要致力于同沿线国家与地区构筑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而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作为直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本的一类教育。因此,职业院校借用此战略平台,与企业协同走出去,对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有积极价值。
  (一)有利于谋求国家战略与企业布局的深度耦合
  “一带一路”战略中许多项目是我国同沿线国家与地区合作建设,故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与跨国企业之间应坚持政治互信、经济互通、文化互融,并且围绕这些项目设置专业、编排课程。相关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国将会投资近8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新设项目占比68%,更新维护项目占比32%,涉及能源、交通、水务、卫生等领域;另外,在2010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承包工程完成总额从435亿美元增长到760亿美元[2]。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会对铁路、管道、港口及通信等行业的动工规划、质量保障、资金管理等专业技术技能型人员有很大需求。且在当今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中国标准还尚未被普遍认可。对于这样的情况,企业需要加大力度培养熟悉该领域不同国家和地区标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造产品全球链。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将大量富余优质的产能向沿线国家与地区输出,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协同企业提供适用于我国及整个沿线国家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发展的教育打包服务,使国家战略与企业布局有效对接。
  (二)有利于带动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并提升吸引力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在施行过程中需从国家意志转化成参与者行动,由于当今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正在从局部市场演变成为全球市场,走上跨国发展道路,故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一是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语言能力。“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存在百余种不同语言,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加强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国际思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事物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项目建设过程中,职校需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选择符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开展工作,以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国际化。三是育成学生的国际精神。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引导、体验、交流等方式浸染学生的国家情怀,进而在体现个人工作价值时彰显出国际精神。基于此,职业院校要秉承互学互鉴的精神,积极同各国的各类院校、企业及社会部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价值链的构建,造就中国企业境外发展所需的拥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规范的应用型人才,也可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添加知名度。
  (三)有利于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构建完善体系
  自“十一五”规划以来,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逐渐从开拓规模向丰富内涵转变。而发达国家在提高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质量方面的有效举措表明,职业院校需要集聚社会力量,发挥利益相关者各自的资源优势。由于在复杂的国际市场中,人才是企业海外合作或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形态,因此,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发展,不仅可以深化产教融合,也可以践行跨区域合作,使各方形成合力。另外,运用明智的管理方式,还能够促进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提质增效。同时,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对于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方式的整体性设计,涵盖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内部结构的优化、贯穿终身学习、办学种类的界定、教育和职业衔接类型的详细陈述,对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外部合作形式、制度政策的保障、“互联网+”的普及等指明方向[3]。整体而言,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顺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而“一带一路”战略也为建设开放型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体系提供足够空间。
  (四)有利于提升企业品牌效应进而加强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启,使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基础设施得以建设、区域间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这意味我国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必须立足自身教育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除要认清自身状况外,还要清醒认识沿线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与经济结构转型期政策的多变性。故企业走出去并不简单,面临国家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不适应、技术要求不兼容等瓶颈,尤其是国际型人才队伍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难以迎合企业拓展境外业务的需求。这就需要职业院校随同我国企业走出去,适时为企业的海外发展供应合格人才,弘扬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特点,打造企业品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性区别明显,民族、宗教众多,故囊括地区处于异质文化共存的生态环境,职业院校应将不同国家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和传统风俗等纳入现有的教学内容,通过跨文化知识教育,让学习者了解各区域民风民情、地理环境等,增强对不同民族的尊重与接纳[4]。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理性架构
  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资源,职业院校应紧抓机遇,与企业协同走出去构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助推各国产能成分与人力资本的跨空间分配和流通。具体而言,职业院校与企业在协同走出去过程中应把握好二者之间在培养目标、人才标准、教育功能及办学结构等各方面的内在链接。
  (一)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教育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相统一
  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造就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要达成这一目标,职业院校则需加强内涵式建设,以培养既拥有先进制造技术、精湛制造工艺和创新能力,又掌握现代服务理念和现代服务技术的高技能人才,可见其包括教育性与社会性。教育性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育人活动的过程,社会性着重参照社会发展需求确定教育目标与组织教育活动[5]。“一带一路”战略下,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目标虽不具备强制性规定,但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对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具有价值导向。且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办学主要以国家统筹为主、社会参与为辅,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选择,还需要办学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同时,平等合作是保障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基础,沿线国家与地区都是“一带一路”的平等参与者,可共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此外,要研究制定符合国际规定的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创设与之呼应的课程体系,使教学内容更贴切国际合作,以强化国际话语权,推动职业院校通过与企业走出去提升办学能力。
  (二)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人才标准专业性与职业性相对应
  “一带一路”战略向东连接亚太经济圈,向西直通欧洲经济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显著。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部分企业同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展开约3 059个对外承包项目,新签近591.1亿美元的合同额,占同期新签对外承包总合同额的54.3%,同比上涨24.9%。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素质人才是支撑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的基础。由于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专业性是育人的根本准则,职业性是专业性的延伸。对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不能脱离对人才专业性和职业性的追求,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下,要求理解不同政治经济发展形态,适应企业不断发展的技术变革要求。一是培养精通本行业企业领域内技艺,能对技术变革、更新等快速适应的专业型人才;二是在专业人才基础上培养,能操作其他多项技能,具有国际视野、技能和情怀的复合型人才,既包括满足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职业人才,也包括为国外培训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教育功能内部性与外部性兼顾
  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示不同的社会形态。按内部逻辑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显现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本体功能的被动适应;按外部逻辑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传承等功能,显现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功能的主动适应。其中,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表明了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贯彻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对外方向,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外部各职能的有机融合与输出。由此,国家相关政策的开放需对职业院校加以顶层设计,就体制机制层面,兼顾国内与国外、行业与企业、双边与多边等要素,引导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专家、学者等走进来,又要鼓励我国职业院校教师、管理者等走出去,形成双向沟通机制。而培养国际型人才依托“双师型”教师队伍,需职业院校和企业、境内和境外及线上和线下等联合,人才评估体系也要呈现专业性、参与性、发展性等理念,从学生、行业企业、中外合作组织等角度考量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
  (四)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办学结构封闭性和开放性并行
  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封闭性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各系统彼此相关,在不被外界干扰情况下自行运转,维护其办学发展的平稳性、独立性;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开放性意味着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可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渠道与外界进行交流。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下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要求实行开放的办学模式,面向市场办学。同时,该战略下体系式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布局的构造应注意:一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办学要与区域产业发展相匹配,紧紧围绕市场需求进行教学形式、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调整与更新;二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专业设置等还需要符合职业院校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脱离实际;三是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要与国际化发展潮流相一致,既展现中国的办学特色,又需吸收包容国际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6]。一言以蔽之,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要以开放的姿态同沿线国家与地区合作,探寻顺应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发展模式。
  三、存在的问题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经济水平普遍较低,没有发达的工业体系,导致跨境企业欠缺符合标准的劳动力、生产滞后、各项成本高等,给部分跨境企业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就会造成即使职业院校愿意走出去与这些跨境企业合作,但由于这些企业自身资金不足、劳动力技术不达标等先天问题,也会使二者在协同合作过程中出现办学机构、经费、人力资源等层面不同程度的困境。
  (一)缺乏科学的办学目标与规范的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且为实现自身的国际化,片面地采用减少学费或提供奖学金等方式招收留学生,增加了学校内在系统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很多职业院校盲目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并未得到重点扶持,大多数的合作办学形同虚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职业院校走出去的办学声誉与影响力。且很多企业普遍反映,海外贸易需要大量可以海外工作的具备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专业人才,鉴于企业资金、大小及培养周期的限制,欠缺引进、培训、留住人才的经验,这一短板严重阻碍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此外,技术能力弱、工作散漫、个人主义等问题大大增加了本土员工的管理难度。且为解决缺乏熟练技术工人的问题,中国企业出面在当地投资办学校,由所在地政府招聘教师进行管理。
  (二)缺乏合理的战略规划与较高的办学水平
  虽然一些职业院校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可助力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也提出随同企业走出国门,但大部分职业院校对国际化办学方向、达成路径及保障举措等并未有明确的思路。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与企业协同办学依赖自身特色走出去的凤毛麟角,重点仍是外部资源,这表示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走出去发展。约半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法律制度、投资情况及市场资讯等把握不够,损失颇大。如由于对国外申请产品专利的法律条例不了解,没即时申报,结果被国外同行企业抢先申请了专利;因本地职业经理人利用政策空档,企业丧失巨大效益,必须搬离当地市场等[7]。尽管很多职业院校运用教师、学生互派等方式,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有益的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与管理方法,但部分职校并未对引进的国际资源进行本土化建设,与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不能融会贯通,难以大幅提升办学水平。
  (三)缺乏高质量国际化“双师型”师资队伍支撑
  近些年很多职业院校举办国际化的办学活动,一些教师得以出国研习,但受个人外语水平、资质等因素影响,众多教师并未深谙国际优质的教学思想与方法,也不能理性汲取国外先进的教育模式与手段。总体看,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教学水平较低。一是职业院校与有关教育部门对国际化的认知笼统,缺失选派优秀教师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开展技术培训或支教的想法;二是部分教师固步自封,过于重视自我经验,难以接受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国际标准、课程模式等,在同国外师生教育交流、互动,或参与国外专业培训时会存在一些思想冲突;三是专业教师很少具备使用外语教学、沟通的能力,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繁多,多数教师在和这些国家的师生进行互动时易出现理解偏差。
  (四)缺乏职业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交流平台
  现阶段我国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刚刚起步,区域分布还不协调,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职业院校寥寥无几。企业近年来日益体会到技术创新的价值,将其看作企业发展的重心,但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与购买技术成果的费用很少,欠缺吸引高新技术研发人才的软硬件环境,技术创新活动一般局限于低端技术方面的开发,且较难独立处理生产中的技术屏障。此外,大多数职业院校在国际性活动中的主题为引入教育资源,对外输出职教资本较少。目前,我国还没构建类似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服务网络,政府也未成立非营利性的专门机构。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基本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相对滞后。可见,职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亟需搭建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业务指南与信息咨询的服务平台,实现创新化发展。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增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要实现同频共振的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就需形成职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办学联动机制,培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人才。
  (一)顶层设计: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以《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为基准的系列文件均提出加快培养满足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校企联合创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可见,职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构建现代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措施之一,对此,政府需加强顶层设计。一是政策激励。对参与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的企业设置优惠措施,成立职业院校“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拟定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行动规划,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政策方面的分享,以容纳各方差异,加强政策沟通。二是法律支持。在我国职业院校办学国际化过程中,需完善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创设相关细则,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保证职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有法可依。三是健全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走出去的约束机制。政府要引导企业、职校根据“一带一路”所处经济带、产业集群特点及区域发展优势设计人才需求计划,构造强有力的内外部监督体系,鼓励第三方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对培训学校职业教育重大项目决策、立法程序及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依照人才标准对培养过程进行评价,职校和企业则通过及时反馈调整培养策略。四是可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考试。以使学生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同时,考取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为提升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应邀请国际职教专家、沿线国家的职教权威人士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负责人等对标准及时进行评估并给出意见,推动职教标准的不断更新。此外,要保障企业和职校协同走出去良性互动,政府还可采取免学费、助学贷款、提供生活补助等减轻国际学生的经济顾虑,鼓励企业、其他组织等对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进行捐资办学,形成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多元经费保障机制,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接受中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
  (二)健全的参与机制:搭建对外合作交流平台
  完善的参与平台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办学的保障。一是举办国际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分享各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经验,输入和外放优质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资源,积极争取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支持及参与国际技能大赛等。二是由政府赋权委任、采办服务等,鞭策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联盟、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在人才需求调查、整合国内外资源、专兼职教师聘用、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并根据企业的盈利需求,调整学校专业设置。三是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组建人才订单班。校企双方在政府对话基础上引入国际化行业标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学校职业教育需求,制定培养目标,选派企业高管和技术人员到校授课,并组织职业院校教师、学生定期到企业参观学习,在学生掌握相关理论与技能后直接参与企业“一带一路”项目工作。四是建立中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援外基地,推广成功案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不多,这需与众多国家建立密切联系,为愿意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交流学习案例及全面、系统的信息服务。且同国外职业院校共同研发课程,整编优秀教材,以确保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对应的企业技术标准一致。还需利用互联网,通过慕课、网络培训、即时通讯等搭建线上沟通窗口,为中外相关政府官员、师生及企业人士间的交流创造条件。
  (三)优质的师资队伍:提升国际人才培养质量
  造就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教师除要拥有教学、实践、科研、服务等能力,也要能驾驭国际先进知识与技能,能以国际视野发现、解决问题,从容参与国际化教育活动。职业院校可引进国外优秀教师来提高教学团队的水平,带动国内教师素质的提升。不过,提升教师质量的着力点应在国内教师,可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类高质量学术会议,也可与国外同等高水平高校开展校际合作,形式可以是参观访问、实地考察、支教帮教等,也可建立海外教师培训基地来实现互学互鉴。“双师型”教师队伍对职教人才培养影响重大,因此,应加强“双师型”教师培训,定期举办教师学习交流活动,开展优秀教师教学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活动,共同探讨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同时需对教师资源进行优化分配,积极引进外部优秀“双师型”人才。当然,也要加强教师对“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的了解,训练教师的外语能力。
  (四)多元的治理逻辑:化解区域文化适应困境
  “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是经济形态的多样化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市场开放度不断扩大。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公共治理权力源于利益比例的多少,利益多元化势必导致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化,而多中心共治要求各主体间合作。因此,政府、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须纳入到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共同促进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劳动市场和社会伙伴在各层面的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文化多样,凭据多元共存的区域文化空间,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在面临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时,既要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支持其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新诠释,也要尊重异质文化的发展。故在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要结合自身办学优势,国内培训学校职业教育机构有责任协同企业在引入国外院校合作办学时,加强对本国优秀文化的输出,打造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工艺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结合异地办学优势,把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国家的优秀文化引入中国,开设沿线国家历史传统教育,让国人更了解其文化。
  总之,“一带一路”的呼声愈来愈高,除国家大力支持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外,我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也要在如此好的时代机遇中把握机会,找准航向,同时,更要在企业收益与成本衡量中彰显培训学校职业教育自身为其带来的优势,吸引企业主动地与职业院校协同创新发展,一同共建优质教育,培养国际化技术人才,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宏伟框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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